還是想打扮一下自己。留廠之后，有件事值得一提。這件事事關欲望，是我這樣的打工者，在努力融入城市過程中，在接受同化與拒絕同化的掙扎中遲早會遇到的暗堡。在我留下后不久，做業(yè)務的經(jīng)理請我和另外一位設計師晚上去佛山的酒城喝酒、K歌，打工十多年來，初次進入這樣的場所，見到了生平從未見過的那么多的美女，那么多的雪白的肉體，也第一次對銷金窟、紙醉金迷這樣的詞有了粗淺的認識。經(jīng)理很夠朋友，說要請我和設計師“開開葷”，要給我們開房，我和設計師嚇得找借口逃之夭夭。

    但回來的路上，我和設計師都顯得頗為興奮。回南莊的時候，已是凌晨一點，很不幸，遇到了治安隊，我和設計師假作鎮(zhèn)定，從治安員面前招搖而過。這是長期和治安員作斗爭獲得的經(jīng)驗，看見治安員你不能怕，你越怕他們越查你，你得裝著沒事一樣，大大方方從他們面前過。然而那天，我們從治安員面前走過了一二十米，突然被治安員叫了回來。那時我留長發(fā)，我聽見一個治安員喊：“丟老母，那長頭發(fā)，叫你呢，返來。”我們沒有暫住證，半夜三更，又留長發(fā)，還有什么好說的？屁股上挨了兩腳后，老老實實雙手捧著后腦勺蹲在一邊，最后自然是交了罰款才獲得自由。我問治安員要罰款收據(jù)，結果是屁股上再多討來了一腳，弄得我們頗為后悔，早知如此，不如聽經(jīng)理的“開開葷”。

    又提到了治安員。在被人稱之為“打工文學”的小說、散文中，治安員極少以正面形象出現(xiàn)，起碼我當了四年打工文學刊物的文學編輯，未曾看到“打工文學”中出現(xiàn)一個正面的治安員形象。治安員里無好人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但肩負著維護社會治安的治安員，在某一段時間內，恰恰又扮演了社會治安的破壞者，治安員和打工者關系緊張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我有個朋友，寫小說，曾經(jīng)當過治安，文職的，抄抄寫寫做點宣傳。他以發(fā)生在身邊的事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，結果他們隊長看到了，對號入座，很是惱火，罵我朋友是“反骨仔”，并勒令他“馬上滾出深圳，否則老子見一次打一次”。

    據(jù)說現(xiàn)在進入了所謂的“后打工時代”，關于“前打工時代”和“后打工時代”的分界線，似乎未有定論，有人劃在新千年，有人將溫總理給農(nóng)民工討工資劃作分界線；也有人認為，孫志剛事件是“前打工時代”和“后打工時代”的分界線。孫志剛事件之后，國家取消了收容制度，打工人行走在大街上，也多了一份從容。治安員已經(jīng)成為歷史，似乎沒必要揪住不放，但有些地方，這種對立關系又有死灰復燃的跡象。我曾經(jīng)聽某位管政法的官員在大會上很憤怒地咒罵媒體，就說是這些記者們鬧的，弄得“我們區(qū)公安局一年少了十幾億的收入。沒有錢，治安自然惡化”。政法委書記把治安惡化歸結為取消了收容制度，因此揭揭舊傷是必要的。

二

    好了傷疤忘了痛，我們都是健忘的人，我也不例外。

    2000年5月，命運給了我一次機會，當時名聲頗響的打工刊物《大鵬灣》邀我加盟。我離開工廠，成為一名編輯。后來才知道，我有幸當編輯是多么偶然。當時，我有篇小說發(fā)表在《大鵬灣》，要配照片，就交了一張登記照。這張登記照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改變了我的命運。當時照登記照，背后的布上是印有標尺的，便于確認身高?？赡苷障鄷r背景布沒拉直，本來一米七七的我，照片上顯示身高一米八三。

    當時《大鵬灣》招編輯，我是眾多備選之一，在其他條件相差不大的情況下，我的身高就成了優(yōu)勢，因為我們主編喜歡打籃球。當主編見到我本人時，多少有些失望，得知我根本不喜歡運動，是典型的“龜息派”，能坐著不站著的那種，就更加失望了。好在我工作賣力，主持的幾個欄目辦得還有些聲色，三個月的試用期后，終于留在了雜志社。后來我常想，如果當時照出來的身高不是這樣，我將繼續(xù)在工廠打工，我的命運會是怎樣？我不得而知。

    我們刊物是采編一體，從打工仔突然變成記者、編輯，那種興奮可想而知。我在辦公桌玻璃下壓了一張紙條，上書“鐵肩擔道義”五字。我以為我能做一個鐵肩擔道義的人。從2000年5月到2004年4月，我一直在這家刊物打工。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，這幾年間，我的改變很大。最大的改變，就是從一個熱血青年變成了老油條。我似乎成熟了，但也丟失了許多品質。現(xiàn)在，當我有機會再次成為一名文學編輯時，我很珍視來稿中那些最初的、質樸的東西。

    而當年，當我走進《大鵬灣》時，我深信“鐵肩擔道義”，離開時，已變成“著文只為稻粱謀”。是什么使然，我覺得值得深究一下。理想與現(xiàn)實之間，有著巨大的落差。當我在工廠打工時，我覺得《大鵬灣》是一份了不起的刊物，它為打工者說話，它揭露打工黑幕，在鐵屋子里發(fā)出吶喊，我天真地認為記者是無冕之王，見官大三級。進了雜志社才知道，這份月發(fā)行量曾逾十萬份的刊物只是一家內刊，沒有全國刊號，差不多屬“非法出版物”。而我們所謂的“記者證”，在深圳市寶安區(qū)范圍內還好使，離開寶安就不靈。

    我曾經(jīng)試圖為自己由一個理想主義者變?yōu)橐粋€頹廢主義者找到借口，我找到了一些故事。比如：進雜志社后不久，我和同事曾解救過一個據(jù)說是被強迫賣淫的女子，幾個同事安排了她的吃住，第二天，我給她買了回家的車票送她回家，給司機錢讓司機帶她一起吃飯。后來得知，剛出寶安她就下車了，而據(jù)司機說，車一開，她就在打手機和朋友聯(lián)絡。而那時，我們這些所謂的記者們，每人腰里還只別著一個尋呼機。

    又比如：有人打電話給我說他準備自殺，他要把人生最后的一個電話打給我們。我約見了他，傾聽他的故事，也做了必要的調查。他的故事很感人，從打工仔做到老板，后來工廠毀于一場大火，他堅持付清了所欠工人的工資，直到身無分文、走投無路。我勸他好好活下去，并為他寫了一篇報導，文章發(fā)表后，在讀者中產(chǎn)生了極大反響，每天都能接到一些轉給他的信。后來我得知，他利用讀者的同情心騙了不少錢。南山區(qū)的一位讀者，出于對我們雜志的信任，一下子就被他騙了五萬元，而我一直蒙在鼓里。開始他還會經(jīng)常給我電話，或者來雜志社拿讀者給他的信，當我得知他騙人錢，在電話中質問他為什么騙人后，他就永遠消失了。用余華的話說，像水消失在水中。那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不清楚，是什么讓一個準備放棄自己生命的人，突然變得如此不堪？在他的內心深處到底發(fā)生了什么？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很自責，覺得那些人被騙我難辭其咎。

這樣的事經(jīng)歷多了，我變得多少有些冷漠。人心與人心間多了一層懷疑。

    多年以后，我讀到一本叫《人的問題》的書，書中提到“道德的運氣”，每個人，面臨著不同的“道德的運氣”。我能指責他們，無非是道德運氣比他們更好一些。如果我遇到他們同樣的處境，我真能比他們的選擇更高尚嗎？我不敢給出肯定答案。因為假設的處境，和設身處地的感受有著天壤之別。刀子割在身上的痛，和想象一把刀子割在身上的痛沒有可比性。同樣是多年以后，我開始閱讀一些佛家典籍，知道了“有相布施”和“無相布施”的區(qū)別，才驀然覺醒，并為自己的過去而汗顏。那時打工者的處境比現(xiàn)在要嚴峻許多，而一份打工刊物，在他們心中，差不多就是最后的諾亞方舟。讀者給予了我最大限度的信任，他們遇到工傷問題給我們電話尋求幫助，他們遇到情感問題給我們電話尋求安慰，他們把人生的最后一個電話打給我們，他們對未來抱有最后一線希望。而我呢，我對得起他們這生命最后的信賴嗎？我是多么狹隘，僅僅因為一些欺騙就變得冷漠起來。“我本將心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”這是他們的不幸。

    我忽略了另外一些故事。比如蛇口一位準備輕生的人給我寫信說他是個同性戀者，很苦惱，想自殺，但在接到我的信后，他回信說他走出了陰影，并為當初的輕生之念感到羞愧。比如一位走投無路的打工者，生了病，手無分文，他決定到《大鵬灣》來試試，我給了他一點小小的幫助。多年以后，他幾經(jīng)周折找到離開雜志社當起了自由撰稿人的我，那時他已是上海某公司駐深圳的經(jīng)理，事業(yè)有成，他很感激我，一直想著報答我。

    然而，我還想追問一下，不是為自己開脫，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想一想，又是什么，讓他們，這些打工者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這樣一份刊物身上？

    打工文學刊物，曾經(jīng)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，甚至新千年之初，深深地影響著一代打工者。一份內刊，僅在珠三角月銷量逾十萬份，其中原因，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深深影響過一代人一樣，曲異而工同。打工者文化生活的貧乏，成就了當時的打工文學刊物。然而天地良心，我們當時并沒有用全部的熱情辦刊，也未充分認識到自己其實能擔當更多。

三

    再為自己找一個借口吧。我會說，一份非法出版物的力量是何其有限。我們時時面臨著?？娘L險，我在《大鵬灣》做了四年，其中停刊兩次，一次達半年之久。而我之所以進入雜志社，也是因為遇到了?？懊娴木庉嬜吡?，而我離開雜志社不到兩個月，《大鵬灣》就永久性地停刊了。但現(xiàn)在，珠三角的書報攤上，依然可以看到《大鵬灣》，聰明的書商知道這三個字的價值。現(xiàn)實像一盆盆涼水，漸漸澆滅著我曾經(jīng)的激情?？镫S時面臨?？?，我們的工作干干停停，既要編稿寫稿，又要聯(lián)系內地有刊號的刊物合作掛靠，刊物每停一次，發(fā)行量就要下去一半，又要想盡辦法搞發(fā)行。前途未卜，風雨飄搖。一個北京來的騙子吹牛說有通天本事，能為我們拿到刊號，結果把雜志社上上下下哄得團團轉。我清楚，我隨時可能重回工廠。而妻子沒有工作，孩子眼看要上學，總之是眼前一片黑暗。有的同事利用這難得的機會自考，而我，卻常常借酒澆愁。

    喝酒是常事，經(jīng)常醉醺醺半夜三更被朋友架回家。有時喝醉了酒，一群人半夜三更走到海邊，大笑、大叫、大哭，聽崔健的搖滾。心中有太多的理想，但找不到通往理想的路。那時寶安有個大排檔，排檔前有幾棵桂花樹，我們常去那里喝酒，喝醉酒，或爬上樹去，或把尋呼機扔進旁邊荷塘，或把酒往頭上倒。我們從晚上七八點喝到次日凌晨四五點，記得和一家報社的記者們酒后打過架，記得酒后在寶安的大街上頂著狂風暴雨踢翻一路的垃極桶……半夜三更開車去布吉，醉醺醺回到辦公室，當真是丑態(tài)百出?，F(xiàn)在想來，何其荒唐。但那是我苦悶的打工歲月中曾經(jīng)的真實。

    細究一下，之所以這樣，實在是在工廠呆得太久，知道工廠打工的苦，好不容易離開工廠，我不想再回去，受苦是次要的，當編輯讓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，讓我經(jīng)常覺得自己還是個人。這種被人尊重的感覺真好。比如，懷里揣著記者證，在寶安，我不用害怕治安仔，有朋友被抓了，CALL我，我還能從治安手中免費把人撈出來；比如那時開始禁摩，但我可以騎著掛有“采訪專用”的摩托車上下班；比如我的親戚朋友遇到勞資糾紛，他們可以不用去找勞動局，而直接找我……我知道，這一切，不是因為我怎么樣，而是因為這份職業(yè)。我不想失去這些可憐的既得利益，但又只能眼睜睜看著它們溜走。

    我特別能理解那些提議禁止農(nóng)民工進入北京，反對取消城鄉(xiāng)二元戶籍制度的學者，不管他們說得多么冠冕堂皇，并從理論上把禁止民工入城、反對取消農(nóng)村戶籍上升到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高度，我一眼就看穿他們的把戲，他們無非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。利益的蛋糕就那么大，突然多了這么多人來分，就有可能把本該給他的蛋糕切掉一塊。中國的許多問題，其實都是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。看穿這個本質之后，我自然就能理解那些學者為什么這樣說。但問題是，怎么分配的游戲規(guī)則掌握在少數(shù)精英手中，而草根們又缺乏為自己爭取蛋糕的合法手段。說到底，我從來不是急風暴雨式的革命的擁護者，而是寄希望于溫情脈脈的改良。清醒者總是痛苦的，也許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頹廢，是不錯的逃避。

    2008年，女兒上小學五年級，一次家長會上，老師念了篇孩子的作文，題目是《給爸爸媽媽說說心里話》。那位同學說，她希望爸爸不要再喝酒了，說爸爸喝醉酒打過她。我妻子去參加家長會，后來她對我說，當時她聽了，心里很鄙視那個沒有教養(yǎng)的酒鬼家長。當她得知那文章出自自己女兒之手，那酗酒打孩子的家伙原來是她老公時，她羞愧得無地自容。其時我不酗酒已多年。我想起來，有那么一回，我是酒后敲了女兒的頭，那時，女兒三四歲吧。沒想到，這陰影，一直埋藏在孩子心中。

    其實不用諱言，打工近二十年，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脫離打工階級，努力融入身處的城市。我并不覺得城市代表惡、鄉(xiāng)村代表美，處處有惡，處處也有美。我喜歡城市勝過鄉(xiāng)村。我這樣的說法，曾經(jīng)被人指責為忘本，將來也許還會被人指責，但我想，我說出的是許多從鄉(xiāng)下來的打工者的心里話。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，只要他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，誰也無權指責。

    2008年在魯院期間，有位作家給我們授課，他認為現(xiàn)在鄉(xiāng)村被破壞了，到處修著一樣的洋樓，鄉(xiāng)間小路也不再是石子路泥巴路而是水泥路了，這位作家憂心忡忡，覺得鄉(xiāng)村再也沒有了詩意。我當即表達了我的憤怒，難道農(nóng)村人就該住在破破舊舊的房子里，走在泥巴路上，來滿足你這種虛偽的詩意？然而，對于多年前的我來說，許多年的努力，這個愿望依然是茫然的，融入城市，只是一種美好的夢想，理想有現(xiàn)實的差距，某種意義上扭曲著人心。麻木與沉淪，足足三年時間，我?guī)缀鯖]寫什么小說，也負了鐵肩擔道義的初衷。所有外在因素都是借口，真正變化的是自己的內心，那些軟弱、自我、逃避，輕易把理想淹沒。

    2004年，我離開了雜志社，把自己關在出租屋里，讀書，寫作。浮躁的心漸漸平靜下來，我已過而立之年，也該想一想這輩子究竟想干什么，能干什么。我近而立之年才開始寫一些豆腐干，而差不多三十五歲，才真正弄明白我為什么要寫作。由最初的想找一份工作，到后來的想掙錢養(yǎng)家糊口，再到后來的覺得自己對提升打工文學有著一份責任。而現(xiàn)在，寫作不再是為了這些，寫作成為我和這個世界溝通的工具，成為我表達自己的思考與觀點的手段。想起在魯院學習期間，有同學說他一直把我引為對手。當然，他指的是文學上的。我感謝他對我高看一眼，但我對他說，我只把自己當對手，我要努力戰(zhàn)勝的人只有一個，那就是“我”。